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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官司其实是高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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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邱旭瑜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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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网络中的我，除非是直接给我留言或来信咨询法律问题的给予回复，对一般公开的咨询我很少作直接的和法律上的回答。
为什么？原因有四：
一、咨询者的陈述往往有断层，甚至是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事实，淡化或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，当事人往往是想通过咨询证实自己的判断。
二、由于在网络上对当事人手上的证据，无法作出任何评判，更不知道他的对手手上有什么证据，在这个基础上给当事人以回复，往往会误导当事人。
三、十多年基层法院的工作经历告诉我，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，大部分都可以通过非诉讼的办法解决，甚至放弃纷争、息事宁人对双方更为有利。
四、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因为打官司是高消费，一般普通的百姓最好不要鼓动他们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去打官司，正如不要鼓动下岗工人去五星级酒店消费、享受一样。
我曾经在《庭辩的技巧——先说你该说的》一文中以两个农民争一头猪为例，来形容很多民间纠纷的荒唐性，其实荒唐远非如此，更荒唐的事还在后头呢。
在中国尤其是在内地，生活在相对固定和稳定的村落和社区中人，做任何事第一关心的是面子，大家都为面子活着，一切都是为了面子，打官司更不例外，由于事关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家族、一个村落的面子大事，所以一旦有事诉诸于官，必定极尽其人、财、物之能而事之，官司的输赢早已经不是引起官司的那件事了。
首先打官司要找律师，对方找了县城的律师，我就到地市去请一位律师；对方到地市去请律师我就去省城请甚至去北京、上海请。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实力，一个字“牛”。
其实打官司要找关系，没有关系要创造关系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找到关系，为了寻找关系、证明关系、利用关系，就得不断地请客、吃饭、喝酒甚至桑那、卡拉OK，有的原本老实巴交的人，没有任何有份量的关系，要不断通过亲戚、朋友、熟人，同乡、同学、同事等一切可能利用的关系去寻找可以对主审法官、法院说到话的人。这样一来吃饭往往要吃好多场才能找到那位能说到话的人，然后再让那位能说到话的人去请客、送礼。有时为了能送出去一条香烟，或许要多化三条五条的香烟，为了送出一瓶好酒，需要准备三、五瓶的好酒，有的农民没有能力，送那么高级的烟酒，只能送自己田里产的土产，但就是这样因为要送出去一百斤的大米，往往要准备三五百斤的大米，因为所有的中间人都是见者有份，生怕怠慢了那一位，一切都前功尽弃。
很多无良的熟人、朋友或者律师，就是靠这种复杂的关系，骗吃、骗喝、骗玩、骗钱，所有的当事人当他坐到法庭上早已经是斗得精疲力竭，只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法院最后的一个字“赢”上，一旦输了官司痛不欲生，感觉比窦娥还冤，但是为了面子就所有的原因都归责于对方后台硬、有靠山、法官腐败、枉法裁判等等原因上，而自己的诉求是否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只字不提。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打官司的模式和思路，也是一代官司三代仇的最直接的成因。
这是个中国人至今无法超越的诉讼怪圈，只要一打官司必定按这个套路往下走，作为一名有良心和良知的律师或法官，敢鼓动一般的百姓去打官司吗？
做法官那么多年，做律师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勇气这样，良心与良知告诉我坚决不能这么做。做律师这么多年来我最快乐的事就是，当我的当事人在我的劝说下，放下心中的愤怒和一决高下的执着，转而以一种平和、息事宁人态度去化解问题和矛盾的时候。
也许我是一位不称职的律师，也是位不识时务的律师，在很多人的眼里我还是一位不懂法律的律师。但是我宁愿背着这些光荣的称号，也不愿我的当事人陷于“一个官司三年粮”高消费怪圈
和“一代官司三代仇”的旋涡中。
2005年1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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